两千年前港北人的“小日子” ——从出土文物看港北历史文化

2017-05-12 10:41:12 来源: 网络编辑:韦育君 作者:张智荣

“我们如何才能还原古人的生活?电影电视固不可信,文献资料也难免说谎。或许还是‘地下的东西’比较靠谱。”2014年7月,在香港历史博物馆开幕的“瓯骆汉风——广西汉代陶制明器展”上,广西博物馆原馆长蒋廷瑜给观众们讲解时说了这番话。这些“地下的东西”,大部分是从港北出土的汉代文物。

这些珍稀文物,生活气息浓郁,制作水平高超,是汉代港北社会生活丰富多彩的真实写照。我们可以从出土文物中,了解到古代港北人的生活,了解到港北深厚的历史文化。

港北出土过多少文物?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随着城市建设的推进,一万多件文物从港北辖区内罗泊湾汉墓、风流岭汉墓等陆续出土,讲述着港北悠久的历史文明。

文物工作人员上世纪五十年代考古调查发现,港北区有一个很大的古墓群。这个古墓群南起郁江北岸,北到七里江桥,西从贵糖所在地起,沿着风流岭、大公塘,经旧飞机场,东到罗泊湾、南陡村和铁路桥。在这个南北宽2.5公里、东西长约7.5公里的狭长地带,散布着数以千计的古墓。这些古墓有些有高大的封土堆,突兀于地面,被当地老百姓称为风流岭、马鞍岭、汶井岭、孔屋岭、三堆岭、大坡岭、二坡岭。有的古墓封土堆已经推平,在地面上看不到痕迹,地下的墓室只有在生产建设动土时,才会被发现。

1954年夏,黎塘至湛江铁路开工,考古工作者跟在筑路大军后面进行抢救性挖掘,仅在两年时间里就清理了200多座汉墓。尔后随着修建贵县糖厂铁路、贵县高中校舍、修筑达开公路,又清理了200多座汉墓。汉墓的考古发掘在1976年迎来重大发现:罗泊湾1号墓出土文物1000多件,其中多件国家一级文物。1978年5月至2015年间,为配合工程建设,又进行过多次抢救性保护挖掘,累计挖掘古墓500多座,除了汉墓以外,还有三国、两晋、南朝、唐、宋等时期墓葬,出土文物一万多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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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鹭纹铜鼓。

港北古人吃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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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北孔屋岭汉墓出土的薏仁。

罗泊湾汉墓、风流岭汉墓等出土的文物,让我们得以了解古代的港北人吃什么食物,是用什么器皿、用什么办法来烹饪的。

首先看主食。广西的原始农业是种植以芋、甘薯为主的植物。在距今6000~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居住在广西的人类开始了农业耕作,并掌握了种植水稻的技术。到两汉时期,广西的农业又有了更大的发展,人们的食物种类也大为丰富。罗泊湾1号墓出土的遣册中有“客秈米一石”、“客秈”、“仓种及米、厨物五十八囊”等为陪葬品,这是广西地区对稻谷最早的文字记载。风流岭汉墓也出土有稻谷残壳。孔屋岭汉墓中则出土了薏仁。从这些资料看,两汉时期港北居民的主食应以稻米为主,其次是五谷杂粮中的粟、芋、薯及各种豆类、薏苡。而北方常见的粮食作物如麦、粱、稷等则未见出土,这应与广西地区常年湿热的气候不无关系。

再看副食。汉代港北地区的副食有肉类、河鲜类和蔬菜类等三类。其中,肉食类品种繁多,《史记•孝武本纪》载,越人“鸡卜法用鸡一,狗一,生祝愿讫,即杀鸡狗煮熟,又祭”。 《太平御览》引《异物志》:“郁林大猪,一蹄有四五甲,多膏。买者以铁椎刺其头,入七八寸,得赤肉,乃动。”可见在西汉时港北民间已饲养五畜,唯独马数量较少,需从北方引进。六畜中马是主要运输工具,牛为耕田的主要畜力,价格昂贵所以不轻易食用,猪、羊、狗、鸡是最普遍的食用肉类。考古资料也证实了这一点,在港北的汉墓中就出土有鸡骨,罗泊湾1号墓出土的木简记载有夹脊肉为陪葬品,贵县高中4号墓出土的三合式陶屋模型中有三只羊正鱼贯进入羊圈的场景,汉墓中出土的铜质或陶质的猪、羊、狗、鸡、鸭、鹅等塑像更是数不胜数。此外,人们捕猎而得的野兽、禽类如獐、鼠、野鸭等亦可食用。由此可见,两汉时期港北人肉食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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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北汉墓出土的陶猪。

港北古人的副食除肉食外,还有河鲜。港北地区水源丰富,河流纵横,渔业产品丰富。《史记•货殖列传•正义》记载:“楚越水乡,足螺鱼鳖,民多采捕积聚,棰叠包裹,煮而食之。”《淮南子•精神训》也有:“越人得髯蛇,以为上肴,中国得之无用”等。罗泊湾1号汉墓木牍上书有用蟹、鱼作为陪葬品的记载。孔屋岭汉墓出土了一个陶罐,装满了河蚌的壳。由此可见,鱼、虾、蟹、蛇、螺、蚌、鲍、贝等已成为港北古人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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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北孔屋岭汉墓出土的装满河蚌壳的陶罐。

蔬菜类也是副食的一种。从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看,两汉时期广西地区的蔬菜类主要有冬瓜、黄瓜、木瓜、葫芦、葱、韭菜、白菜、竹笋、芹菜等。罗泊湾1号墓即出土有黄瓜、木瓜等的种实。

当粮食丰富的时候,港北古人开始酿酒饮用。从港北出土的汉墓看,很多墓都有酒器陪葬,质地从铜、漆到陶、木、玉、玻璃,类型则包括盛酒器(盉、壶、钫、尊、瓿等)、温酒器(樽、鐎壶等)、舀酒器(勺等)、饮酒器(杯、卮、耳杯等)等,种类众多。其中既有从中原传入的先秦器皿,也有越族本地酒具。罗泊湾号墓出土的木牍《从器志》中,所列的陪葬品就有“厨酒十三缶”。贵县新村22号东汉墓出土的一件红陶灶台,被认为是典型的酿酒作坊情景。该灶台呈长方形,灶面有三个火眼,分别置放釜、甑、双耳锅各一,灶身两侧各有一个大陶坛,各立一人在操作,这很可能就是用来盛放酿酒原料的容器。这些人各司其职,惟妙惟肖地反映了当时酿酒作坊中生产的全过程,表明到东汉时期,港北地区的酒文化已发展到相当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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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北出土的反映古时酿酒的红陶灶台。

港北古人也不缺水果。罗泊湾1号墓出土的木牍中记载有“有实笥卅一”,并发现李、橄榄、乌榄、梅、桔、香瓜、木瓜等的种实。《三辅黄图》载:汉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宫,以植所得奇草异木”“甘蔗十二本……龙眼、荔枝、槟榔、橄榄、千岁子、柑橘皆百余本。”除此之外,还有柚、杨梅、李、香瓜、芭蕉等。由此可见,港北古时水果种类非常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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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北区政府旧址考古发掘出的龙眼果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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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泊湾汉墓出土的陶盒内盛着青梅。

说到食物的烹制方法,罗泊湾1号墓出土木牍列有酱、胥、菹等菜肴烹制方法。酱,由制作材料的不同有不同称谓,包括醢、鮨、胥、菹等。醢,即肉酱;鮨,即鱼酱;胥,即蟹酱;菹,《释名》:“菹,阻也,生酿之遂使阻于寒温之间不得烂也。”即腌制的酱菜。罗泊湾1号墓出土的封泥匣即墨书有“筍菹”字样,“筍菹”就是用竹笋腌制成的酱菜。

以上食物的烹调方法均需使用调味品,文献和出土文物中常见的调味品有盐、酱、曲、葱、韭、蜜、蔗糖、姜、桂皮、蒜、花椒等,如《史记•货殖列传》就有“岭南、沙北固往往出盐”等有关广西地区产盐的记载。东汉杨孚的《异物志》则详细记载了岭南古越人制蔗糖的流程:“(甘蔗种植)…远近皆存,…迮取汁如饴,名之曰糖,益复珍也。又煎而曝之,既凝而冰,破如冰,其食之入口消释,时人谓之石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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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北汉墓出土的调料罐。

从港北的考古发现看,两汉时期的主要炊具有灶、釜、甑。灶为立体长方形,灶身前有灶门,后端有烟突,灶面有三个火眼。釜的器形近似于现在的锅。甑多与釜配套使用,其底部有条形孔,使用时将甑放在釜上,甑盛米,釜盛水,釜中的水蒸气经过甑底的穿孔通向甑,将食物蒸煮至熟可食。此外烹煮的器具还有鼎、鍪、锅等。

港北古人穿什么?

汉朝的衣服,主要的有袍、襜褕﹝直身的单衣﹞、襦﹝短衣﹞、裙。汉代因为织绣业很发达,所以有钱人家就可以穿绫罗绸缎漂亮的衣服。一般人家穿的是短衣长裤,贫穷人家穿的是短褐﹝粗布做的短衣﹞。汉朝的妇女穿着有衣裙两件式,也有长袍,裙子的样式也多了,最有名的是“留仙裙”。

罗泊湾汉墓随葬的纺织品很多,主要是丝织物和麻织物。出土用于纺织的陶纺轮,以及翘刀、纬刀、调综棍、纺锤棒、绕线棒、绕线板、卷经板等一批纺织工具,殉葬坑里的女性死者脚上还穿着麻制鞋袜。墓中《从器志》记载,墓中陪葬物有衣袍五十领(袍指长袄,长至脚背,有里子面子,中间絮丝棉或乱麻。即五十件长袄)、缯(古代对丝织物的总称)六十三匹、绪衣(即麻布做的衣服)一笥、线绪(成束的麻线)二十斤、丝二斤。这些都证明了港北古人已经开始使用纺织机,使用蚕丝、麻做衣物的原料。麻织品都是平纹组织,其中粗麻用于鞋、袜,细麻用于衣物。

港北的古墓还出土大量铜镜、装首饰和饰品的漆奁,说明古人已经开始使用镜子进行梳妆打扮。

港北古人住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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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港北东汉墓出土的四角六楼城堡。

先秦以前,广西境内的西瓯、骆越人居住的主要建筑形式是“干栏式”建筑,中原汉人的房屋建筑则多是平地起建。汉越杂居后,汉式风格的建筑对越人产生了影响。港北汉墓群出土的东汉以后的陶屋,已很少见到干栏式陶屋,主要是三合院式陶屋、楼阁式陶屋,这反映出当地人已逐渐放弃传统的居住建筑形式,采用汉式风格。

从港北汉墓出土的形式多样的陶屋,可以看到港北古人的住房从造型简单的单体型,演变到曲尺型、凹字型,再发展到较为复杂的楼阁型,再到筑有角楼、烽火台等防御设施的城堡型,既有中原建筑的斗拱、庑殿、卷棚、四角攒尖等结构特点,也有适应南方气候的少数民族干栏式建筑,能够看到中原文化和岭南文化的融合。如1955年出土于贵县高中工地4号墓的六俑陶屋,是三合式结构,由前屋和左右两屋组成。屋内有六人,分别作舂米、簸米、喂猪的姿势。凹入处围成猪圈。猪圈内有一头肥硕的大猪正在进食,一人从屋内探出半个身子,双手捧着潲桶向猪槽内倒潲水,一面专注地看着猪吃食。人物神态逼真生动,惟妙惟肖。猪圈的左侧是羊圈,三只羊正从屋外争先恐后鱼贯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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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北出土的陶屋,带有羊圈。

通过细致观察,我们可以发现烧铸在尺寸之间的那些古代人真实而有趣的生活细节。比如说当时的房屋内已经设计了厕所,并且依据房屋形制不同,厕所位置也有所不同:单体型房屋,设在主屋一侧;曲尺型房屋,设在主屋之后一侧的廊屋;干栏式,则上为厕所,下为畜圈。这说明,当时港北的人们已经相当的讲究卫生了。

此外,从东汉墓出土陶井模型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港北的古人已经开始掘井取水,解决了水源问题,这使得人们可以远离江河生活,不用担心水患,也节省了很多人力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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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城东汉墓出土的陶井模型,古人在汲水。

港北古人玩什么?

港北古人在汉越文化交融中,除了繁忙的生产之外,还玩起了音乐和舞蹈。

 罗泊湾1号汉墓随葬大量乐器,其中大部分都是当地民族乐器,殉葬的乐舞伎也是当地民族。这一事实说明,墓主人家中拥有一支由越人组成的乐队。器物坑中的乐器包括二件铜鼓、一件铜锣、一件羊角钮钟、二件筒形钟、一件木腔革鼓,殉葬者身边还有一件竹笛。越人能歌善舞,由来已久,桂林郡府设在越人聚居的腹地,中原士人既从越俗,又与越人通婚,郡守、郡尉家中引进越人,为之奏越乐、舞越舞,是很自然的。此外,罗泊湾1号墓随葬的木腔革鼓,《从器志》称之为“大画鼓”,其形制与河南信阳楚墓出土的木腔革鼓相同,是典型的中原乐器。还有一件木筑,筑是中原内地的传统乐器。这是在音乐领域中,汉越交流融合的一个标志。

其中,出土的人面羊角钮铜钟,铜质红亮如新,为合模铸成。最为特别的是鼓部正面铸有浮雕式的人面纹:人面呈桃子形,脸庞轮廓及眼、鼻、口突起,清晰显现;头顶一对倒八字形外撇的弯角,形若羊角;人面的两眼平视、双唇闭合,神态威严肃穆。羊角钮钟流行于战国至西汉时期,是一种极富地方特色的青铜打击乐器。已发现的羊角钮钟大多为素面,在贵县发现的以人面纹作装饰的羊角钮钟,是迄今仅见的二例珍贵实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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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北出土的人面羊角钮铜钟。

实测数据表明,罗泊湾墓人面纹羊角钮钟的音律性能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敲击鼓部正中与右侧部位,可发两个不同频率的基音,音高、律制与同墓共出的“布”字铭钮钟、锣、铜鼓完全相同,可与这些乐器合奏本地特有的音乐旋律,广泛用于各种祭祀活动。

港北古人还玩舞蹈。罗泊湾1号墓出土的一面铜鼓,其腰部的舞蹈纹饰最具代表性。舞蹈者头带插有鸟毛的羽帽,身穿以羽毛为饰的舞裙,裙前幅略过膝,后幅则拖曳于地,似化妆成鹭鸟之形。图案中,舞人上空有一飞翔的鹭鸟,比照鹭鸟的用意很清楚。岭南越人所跳的“鹭舞”与中原内地流行的古典歌舞有一定联系。早在商周时期,中原统治者已用鹭鸟这一形象作诗歌、音乐、舞蹈的题材。《诗经》中《有秘》《振鹭》等篇章都有以鼓乐伴奏“鹭舞”的生动描写。《禽经》中有“鸿仪鹭序”的说法。张华注曰:“鹭,白鹭也,小不逾大,飞有次序,百官缙绅之象。”这表明,越人的舞蹈也受到了中原汉族古典舞蹈的影响。

港北人闲暇之际还玩棋。罗泊湾汉墓出土一件六博盘。六博,又作陆博,是古代民间一种掷采行棋的博戏类游戏,因使用六根博箸所以称为六博,以吃为胜。六博在汉代流行。鲍宏《博经》载:用十二棋,六棋白,六棋黑,所掷头,谓之琼。每人六棋,局分十二道,中间横一空间为水,放鱼两枚。博时先掷采,后行棋。棋到水处则食鱼,食一鱼得二筹。更多具体玩法,已失传。

港北古人出行靠什么?

从出土文物看,古代港北人出行,交通工具主要有船和马车。

罗泊湾1号汉墓出土大小铜鼓2面。小铜鼓胸部有船纹4组,船的形制简单,侧面看去,两头高翘,很象现在的竹筏,每只船上只坐2人,都是裸体平坐,双手划桨。大铜鼓有船纹6组,船身狭长,船中有12道横梁,船身两端首尾高翘,都有羽毛装饰,每条船上各有6人,这些人都头戴羽冠,但赤身裸体,前后坐成一行,最前1人双手执羽仪,似是指挥,后4人都作同样的划桨动作,最后一人无冠,搬着一条长桨,穿过船底,似为舵。船头下方有菱形带尾物,似为船锚,船尾舵后有一昂首海龟。有学者认为,这些船纹所反映的船是双身船,就是舫。

    2011年,为配合南广高速铁路建设工程,广西考古所和贵港博物馆工作人员在港北梁坤垌发掘一座汉代土坑墓,出土“附鼓俑红陶船”。这艘陶船全长64.8厘米、中部宽19.4厘米、高23.9厘米,是广西出土的最大陶船。船上有大小陶俑15个,船头8人划桨,4人擂鼓,船舱里还有2人,似在歌舞吟诵。 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熊昭明介绍,这件陶船应为东汉晚期,从船体结构看,是一艘大型内河航船,为研究广西汉代交通提供了生动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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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北汉墓出土的附鼓俑红陶船。

说到马车,在港北的风流岭也出土了一件西汉时期的马车。其中,拉车的大铜马是目前在广西区内发现的体型最高大的铜马,通高115.5厘米,是一匹雄马。整匹马分头、耳、身躯、四肢、尾巴等九段铸造装配而成,体态匀称,逼真传神。驾车的是一位老者,头戴高冠,身着长袍,袍外套披肩,一副戎装,面型不像南方人,高鼻、深目,有可能是北方来的“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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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流岭汉墓出土的铜马及驭手俑。

港北古人病了怎么办?

首先是用针灸治病。考古工作者在罗泊湾1号墓随葬品中发现了 3枚银针,其外部造型相似,长分别为 9.3 厘米、9.0 厘米、8.6 厘米,针柄均为绞索状,针身均为直径 0.2 厘米的圆锥状,锋锐利,3枚根针的针柄顶端均有一圆形小孔。从外形观察,3 枚银针的造型与现代针灸用针极为相似,可以确认为医疗用针。广西博物馆原副馆长蓝日勇表示,由于广西气候炎热,多雨潮湿,山高林密易于受伤,且伤口极易成脓,壮族先民开创了针刺、浅割排脓疗疮治伤的外治法。而广西树林、动物繁多,提供了原始的针具材料,且随处可得,如植物刺针、箭猪毛针等。罗泊湾汉墓出土的银针即由此发展而来。

在罗泊湾汉墓出土文物中,还有几种器物可能属于医疗器具。其中铜盘是当时医工长期使用的医器,隔水蒸药用,或用来糅合药粉制作药丸;陶甑作为滤药器;铜铫用以煮药,属炊具中医具兼用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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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泊湾汉墓出土的用于蒸药、糅合药粉制作药丸的铜盘。

那么,港北古人生病了吃什么药?罗泊湾两座汉墓的遗物中,都发现有植物叶和种实。经广西植物研究所和广西农学院鉴定,植物叶属冬青科的铁冬青叶,植物种实分别为梅、青杨梅、李、橄榄、乌榄、桔子、仁面、罗浮栲、广东含笑、金银花、木瓜、黄瓜、西瓜、花椒、大麻、稻、粟、姜、芋、葫芦、菜籽。在这些种实中,学者认为梅、李、乌榄、桔、金银花、大麻、粟、姜、花椒和芋,属中草药品。铁冬青叶则是凉茶。这些草药,大多性味辛温,具有治伤、止痛、疗痺、清热、消渴、去寒、燥湿、驱风、健胃和润肺诸疗效。古代的广西,炎热多雨,雾露重,湿度大,称为“瘴区”,聪明的古人从大自然中找到了解决疾病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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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泊湾汉墓出土的陶盒内盛铁冬青。

罗泊湾1号墓《从器志》木牍上,载有“有实笥卅一”句,可知当时入埋的各种植物种实有几十个方形竹箱。现在从遗存的种实中初步辨识出来的11种草药,除了其中的梅、李、大麻、花椒、姜、桔等6种中草药已见于战国方书《五十二病方》或汉代药方《神农本草经》,并在马王堆汉墓中有部分实物发现之外,其余的皆晚至南朝梁或唐代才见载于医药文献。罗泊湾汉墓的出土,把它们作医用的历史分别推前了近千年或六百余年,它们是目前国内考古发现最早的实物标本。

港北的古人有没有文化?

是否使用了统一的语言文字,以及计量衡,是一个地方、民族有没有文化的标志。我们从罗泊湾汉墓出土的文物可以看出,港北的先人是有文化的。

首先看语言文字。秦汉开始,大量汉人与广西当地民族杂居后,汉人习越语,越人习汉语,大大消除了汉越文化交流的障碍。从出土文物看,岭南广泛应用汉字是在秦统一岭南以后。罗泊湾1号墓出土的文字材料尤为丰富。墓中《从器志》木牍正背面均墨书秦隶,共372字,19个符号,是一份随葬品的清单。另一件残木牍可见24字,还有一件残一角,两面有字,为随葬农具清单;木简十余枚,均残,大部分可释读。封泥匣二件,亦有墨书文字。铜鼓、铜钟、铜鼎等器物,其上均刻有诸如“百廿斤”“布八斤四两”“析二斗一升”“蕃二斗二升”等文字。漆耳杯有十余件,杯底烙印“布山”二字,此外还有烙印“市府草”“市府口”,刻划文字“胡”“杯”“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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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泊湾汉墓殉葬坑的棺盖上刻的汉字“胡偃”。

再看计量方面。罗泊湾1号墓中出土了多件计量实物,度、量、衡三类齐备,有的计量器上还刻有流传地名,这既是研究秦汉之际度量衡制度的珍贵资料,同时也表明,中原先进的计量制度已经传到了港北地区。

再从劳动工具与生产技术看。汉族与越人都是农业民族,汉人从中原带来的先进铁器、铁农具为越人所喜用,得到迅速推广。罗泊湾一号墓发掘出铁锄、铁锅、铁簇、铁剑等20余件铁器,说明港北的古人已经开始使用先进的铁制农具,促进了农业的发展。